从父母手里抢走孩子的抚养权,是我最擅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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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陈拙。

前段时间很多人都在网上讨论一个话题——啥时候能开发一个软件叫,每次遇到坏人的时候,直接打开就有人提着棍棒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国外真有一种类似的工作,就叫司法社工。

只要一发生欺凌事件,她们就要在警察、律师、居委会大妈等角色来回切换的工作,除了和警察一起出现场,还要出庭辩护,甚至像黑客一样在网上搜索信息,有时也要去保护社区未成年人。

我的一位少女朋友,她干这行好几年,管自己叫侯小圣。

因为这份工作要求她当个小号的孙猴子,学会七十二变,掌握各种技能,才能够保护弱者。

年,她接到一个任务,是紧急家暴事件,一个四岁的小医院。医院之后,给了小女孩一根棒棒糖。

小女孩没有要,而是对她做出了匪夷所思的行为。

我第一次见到小琥珀,是那一年最热的一天,室外气温达到46℃,站在她家门口,我有些头晕目眩。

分不清是因为密闭室内的热气,还是因为眼前的景象。

即使只有四岁,这个孩子看起来也过于瘦小,上半身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T恤,长度盖到小腿,左眉骨连着眼角一片青紫,头发显然是被外力扯掉了几绺。

她躺在担架上,担架的一头在一位医生手里,而另一头,被一个男人死死抓着。

抓着担架的男人喋喋不休地念叨着:“你们谁是负责人,能不能和我确认一下谁出救护车的钱和住院的钱?”

因为怕付不起救护车钱,这个父亲一直在拖延女儿的抢救时间。

我走近两步打量他,男人眼睛浑浊,瘦得皮包骨,每说一句话都喷出臭气,但用尽全身力气也要抓住担架。

另一头的医生看了我一眼,神情焦虑,恐怕再不送医,孩子撑不住太久。

我压下脾气劝男人先让医生救人,承诺会找社会机构帮他们分担费用。男人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你现在就给我解决,我又不知道你去没去。”

孩子的母亲站在一边,像个透明人一样,我试图劝她几句,但她没有任何反应,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只是木然地盯着地面。

一片混乱中,担架上的孩子突然动了一下,艰难地转过头,和我对上了目光——

那是一双漂亮的蓝眼睛,在小小的脸上显得特别的大,也特别的空,好像什么都没看,也没有任何情绪。她明明醒着,听到自己的亲生父母极力地推诿扯皮,一点反应也没有,一直盯着天花板。

随着转头的动作,我看见她脖子上有一圈刺眼的勒痕,像一道裂缝,要把她折断。

我死死咬着后槽牙:“钱我出了。”

就好像一个近景魔术,听到这句话,男人喜笑颜开,迅速配合医生把担架抬出了家门,从门口到救护车路上还悉心地抚摸着小女儿的头,医院,很快就不疼了。

我在后面冲他竖中指,暗暗决定回去把这家人好好查一查。

毕竟,我不是专门来给他们付救护车钱的。作为一名司法社工,我最擅长的业务之一,就是剥夺抚养权。

年,我在国内读完心理学本科,向澳洲的社会工作专业提交了留学文书。

我最初对心理学感兴趣,是因为我小时候走在东北的大街上,总会被一些看起来精神不太正常的人盯上。

有一回我们一家三口在外面散步,远远冲过来一个酒疯子抓了我就跑。他一身的酒臭味,手很烫,我差点以为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

最开始当然害怕恐惧,但这样的事情多了,我反过来开始好奇这些人心里在想什么。

但读完心理学,大学毕业后我才发现,我想做的事更接近国外那种社工制度,所以想申请留学试试看。

即使早就知道澳洲社工的权力很大,但真正进入澳洲的法援中心时,还是被震撼到了。

司法社工和警察、急救人员一样,都被要求7x24小时响应。

有一些案件是建议司法社工提供援助的,比如打输官司想自杀的,他们需要法律援助、心理咨询,同时可能还面临种种社会福利问题,都是司法社工的份内事。

还有一些案件则是法律规定,必须要有司法社工到场。比如,涉及未成年人受伤的案件,就像小琥珀这起。

小琥珀的父亲最初打电话给(相当于、加上),说自己的孩子摔到了头,但被追问孩子具体怎么撞到时,他语焉不详,最后撂下一句你们快点到,直接把电话挂了。

只要长了个脑子,都能分辨出,这是撒谎无疑。

救护人员到了现场后,立刻判断孩子的伤来自人为,施暴方很可能就是她的亲生父母,于是报警叫了我来。

小琥珀家那栋小楼大门灰扑扑的,被半人高的杂草埋住,门口垃圾桶里有几大包垃圾,没吃完的速冻披萨之间,伸出几个注射器的针头。

我立刻找同事从后端调了这对父母的档案。果然,查到了他们的戒毒记录。

几个月前,他们因为强制戒毒被抓过,出来后不到一天再次被抓,现在是第二次被放出来,刚过了16个小时。

但这些记录里,没有他们孩子的身影。

我记得多年前成都有位妈妈被强制戒毒,导致孩子饿死在家。所以我立刻想到,女孩只有四岁,父母被连续强制戒毒加起来十二周,这段时间里,她吃什么喝什么,谁在照顾她?

来不及多想,就听见警察来了。

我没少和警察吵架,入行第一个月我就遇上过一个校园霸凌的案子,警察最初只打算带走霸凌团伙,我从天亮据理力争到天黑,最后让默许霸凌发生的班主任也被关了半个月。

这样的事儿多了,我听见警察这俩字就做好拉开架势的准备。

“谁报的案?”人还没进屋,我已经听得出是乔警官。他专管吸毒案,是个土生土长的澳洲人,平生以效率为第一要务,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北区分局结案率最高的小队在我手里”,十分引以为豪。

乔警官进屋后,蹲在地上观察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的针头。大概是警察制服更有威慑力,小琥珀的父亲唯唯诺诺地站在一边,大气不敢出。

我借机问他,孩子这几天是谁在照看,怎么解决的吃饭问题。

谁知道,一提起照顾孩子的“那个人”,小琥珀的父亲整个人肉眼可见变得僵硬,先扯了一堆自己在戒毒所里多想女儿的话,含含糊糊地讲到自己有个“家人”有时候会来家里,然后突然又转移话题开始感谢上帝。

我直觉感到这里面有问题,但警察已经把证据收集齐全,眼看就要把人带走,我没有再问话的机会。

一小队警察沉默地从我眼前走过,乔警官走在最后,可能看我问的太多,语气不善地警告我,不要做自己分外的工作,不然就是给警察添麻烦。

“我不管警察干什么,在我这,毒鬼不配养孩子,”我抬高音量,既是说给自己也是说给全场听,“一个月,我必把抚养权下了。”

狠话是放出去了,但剥夺抚养权没那么容易。

即便父母吸毒,毕竟也是亲生父母,孩子没有饿死就说明他们提供了合格的抚养能力。

而家暴事实即使成立,也只是坐牢时间长短的问题,何况这对夫妇之前没有虐待儿童的行为,单次家暴事件不足以直接剥夺掉对孩子的抚养权。

按照经验,我现在还得和警察赛跑,一旦孩子能接受问话,警察就会给案件定性,到时候要再推动就难了。

我必须尽快找到其他证据,比如,小琥珀的父母会不会不止这一次家暴,又比如当时他不愿意谈的照顾女孩的“那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栋小楼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壳,什么信息也没有留下,但我还有一个方向——去找他们的邻居。

澳洲地广人稀,为了防止出现“孤独死”之类的意外,有些社区会鼓励邻居互助,邻居之间有义务为彼此的安全负责,比如注意一下邻居最近有没有回家,听见争吵打闹声要替他们报警等等。

在这种风俗下,邻居相当于是对你怀有善意、关心你的朋友,也可能是那栋小楼里一切事情唯一的目击者。

我敲开了邻居家的门,介绍完身份,就开始打感情牌,说小琥珀可怜,家里两个大人都是没有心的,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女主人被我说得泪光涟涟,握着我的手问,“你们能有办法吗?”

我暗示他们,最近如果有人来找过小女孩,很可能就是小琥珀家的亲戚朋友,只要能找到他,就有希望把孩子换个地方养。

女主人打断我,用眼神示意自己老公。男人有点犹豫地递出了自己的手机,再三表示他没有侵犯别人隐私,只是出于好奇。

他的手机里是一张照片,一个男人站在小琥珀家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拎着本地最大连锁超市的购物袋,正在拿钥匙开门。照片里,他的正脸清清楚楚。

女主人递给我一罐汽水说,他可能是小琥珀一家的亲戚,他经常来。

汽水握在手上,我的神经也像是被冰了一下。

澳洲对恋童癖的惩罚非常严厉,只要涉嫌对未成年的言语挑逗或者肢体猥亵,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被判十年以上,性侵儿童更是可能被化学阉割。

这些规定的结果是,大部分成年男性都会尽可能地避免与陌生未成年人单独见面,即便相处也会把门打开。

在这种环境下,整整十二周里,照片里这个男人仍然愿意单独和小琥珀见面,就显得更加可疑。

有了这个男人的照片,又知道他是小琥珀的亲属,只要把人对上号,就能找到他好好聊聊。

小琥珀姓海默思,我从几十个进过戒毒所的“海默思”中认出了小琥珀的父亲,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族谱。

对着那些照片,我反复检查了好几遍,不得不确认,他们家压根就没有年纪符合照片的男性亲戚。

也许是整容、变性,但还有更大的一种可能——这个男人不是这家的亲人。

我决定直接找个大库,做人脸比对。

作为实习社工,我自己并没有这个权限,警察现在又不会帮我。但我没有的权限,我们督导有,她的个人章医院系统,偷一回也是偷,借两回也是借,没差了。

我很快调出了男人的医疗档案,下拉到最后,我看见他的姓:米勒。无业,一个新移民,今年刚搬到墨尔本。

一个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工作义务的男人,频繁地来到只有小琥珀的家里,是做什么?

我习惯性地警惕起来,继续往下挖米勒是否有案底,还真让我找到了东西——几年前,他因为在火车上猥亵一名成年女性被判处六个月刑期和小时社区劳动。

好家伙,是个性犯罪老手了。

我把米勒的档案放在枕头边上,一个晚上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里,一会是小琥珀父母的脸,一会是米勒的脸,最后又跳到孩子在担架上盯着天花板的画面。

破天荒地,我在闹钟响起来之前就坐起了身。疑点太多了,不早一天解决,我无法面对自己。

之前在国内读书时,我见过不少新闻,孩子被亲近的人家暴、虐待、猥亵、性侵,但事情如果不闹大,很少会被及时发现。

这是因为家庭为孩子构建了一层外壳,就算孩子受到伤害,父母不说外人就很难知道。小琥珀好像被她的名字诅咒了,也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包裹起来的琥珀之家里。

我明白,司法社工的存在就是要把这层壳打碎,让未成年人能更早地被司法系统保护到。

一大清早,我就和乔几乎是同时进了病房。

我抢先一步问医生:“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社工,受害人的验伤报告出了吗?”

乔从鼻子里发出一声介于哼和呵之间的音节:“警察,依法问讯。”

医生目光在我们俩之间移动,问我们到底谁先来。

我抱着胳膊说:“问讯未成年人必须要社工在场,北区警局不会连这个程序都没培训过吧?”

医生立刻被说服,责备地看了一眼乔,示意我跟上。

他提醒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机器刷出来的诊断,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有过多次性行为,无阴道撕裂或者外伤。

我觉得浑身的血一下冲到脑子里——琥珀才四岁,甚至没到幼儿园的年纪!她遭遇侵犯的时候,可能都不能理解这是在干什么。

从业两年,我第一次把警察请进机构会议室。

乔把我手里两份档案看了十几遍,到最后已经皱得不成样子,看得出他也在尽力压制自己的怒火,半天挤出一句:“还是得有关键证据,否则不能直接把米勒和强奸联系到一起。”

我确实理解,顺势提出我的想法,我想和孩子聊一聊,我想知道,那个琥珀之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推开儿童病房的门,我见到了小琥珀。

病号服在她身上显得有些宽大,她直勾勾地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一边保持着目光接触,一边摸到一张椅子坐了下来,和她打招呼。

“你好,琥珀,见到你很高兴。”

“你可能不想说话,也可能对我这个陌生人出现在这里感到害怕,这都是正常的,都没什么关系。但我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经常出现在这里,我们会一直像这样坐在一起聊天,如果三次之后你还是感到不习惯,就和我说,好吗?”

“我的职业和你这些天里见到的所有人都不一样,你也可以看到,我既不穿蓝色制服,不是警察,也不穿医生们的白色衣服,也没有护士们的帽子;我是一个特殊的人,我专程为你而来,就好像字母表里第27个字母,如果你要命名第27个字母,你希望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不告诉我,默默记在心里,那从此就是我的代号,只有你知道的代号。”

琥珀没有任何回应,维持着一个姿势不动,好像一个玩偶。

环顾病房四周,不像其它孩子有水果零食甚至鲜花玩具,琥珀的床边推车上空荡荡,只有药瓶和器械盘。我于心不忍,医院前台拿的棒棒糖放上去。

琥珀盯着棒棒糖看了一会,又看了我一眼,艰难地抬起小手脱掉了自己的裤子,把双腿尽可能地分开,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很难描述,我是在怎样的震惊里,完成了那两周的谈话。

最初的几次对话里,小琥珀会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已经很累,但还要来看我?”

我问她为什么那样想,她说是因为我皱着眉头,我才发现自己坐久了腰痛时会不自觉地皱眉。

后来我索性和她一起坐在病床上,后背靠着枕头,能够缓解很多,她也变得高兴起来,但还是会在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不放心地问:“你今天会皱眉头吗?”

我向她解释,一个大人皱眉头的理由有很多,但这是大人该解决的问题,一切把自己的情绪倒给孩子承受的大人都是不合格的。

小琥珀看起来似懂非懂。

她的世界过于小,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米勒叔叔”,在父母不在的日子里,米勒叔叔是她能接触到的唯一的人。

米勒叔叔和父母永远不会同时出现,他会带来食物和水,甚至有糖果或者饼干,也会带来合身的衣服和鞋子,获得这一切的前提是她要听话。

虽然有些时候小琥珀并不能完全听懂他的意思,但米勒叔叔会用动作指引她、教她,甚至会在她抗拒的时候对她说:“我这样做是因为我关心你,你知道吗?”

小琥珀只能相信。

每次被性侵过后,她就会获得食物,对饥饿的恐惧让她很快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并认为这是真理。

我把本子死死攥住,塑料封皮的边缘几乎嵌入我的手心。我体会到一种社工工作里的残忍——在这种时候,我必须追问:“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多少次?”

她尝试掰手指头数数,很快就放下小手摇摇头。

米勒叔叔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会死死掐住小琥珀的脖子大声吼叫,说你父母早就把你卖给我了,你这个天生的婊子,我即使杀了你又有什么关系?没有人爱你。

发过脾气之后他又会愧疚,带着小琥珀去游乐园或者海边,给她穿好裙子梳好头发,有时候还会在路上给她买冰淇淋。

有次在车站他们遇到一位年长的女士,她低头观察小琥珀的辫子,盛赞米勒会照顾孩子。米勒把小琥珀的手握进掌心里,笑得像个真正的慈爱的叔叔。

那个夜晚米勒表现得很温柔,他带着小琥珀坐上摩天轮,在夜色里安静地看着她的脸,对她说:“现在你要帮我服务,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小琥珀摇头,他破天荒地没有再坚持。只听见米勒叔叔自言自语说:“如果你是我的孩子就好了,我不会让我的孩子吃这样的苦。”

小琥珀毕竟只有四岁,讲到一半,她的注意力无法集中,突然伸手摸我衣服上绣着的绒布老虎。

我往前坐了坐,方便她不伸胳膊就能摸到我:“是老虎。”

她咯咯地笑:“你能拆下来给我吗?”

我拒绝了:“这是我的,不能给你。你也要记住,一个人有拒绝别人要求你做什么的权力,懂吗?”

但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懂了,从有记忆开始,小琥珀就没有过提出拒绝的机会。

她大部分时间是在浴室里度过的,每次父母吸毒的时候,就会把她关进那里。

在漫长的一整天里,她侧耳倾听门外的动静,有时候是诡异的大笑,有时候是争吵,摔打餐具或者家具,互相指责对方没有本事弄不来钱。

小琥珀在这样的声音里坐在地上和自己玩,累了就爬进浴缸里。

下水口常有黑灰色的东西,凑近了可以闻见一股酸臭。她会尽量蜷缩起自己,离那些东西远一点,避免把衣服弄脏,否则等着她的就是一顿打。

小琥珀的词汇量有限,甚至能想到的比喻句都和“米勒叔叔”有关,“那些东西像米勒叔叔的眼睛一样黑”。

我不得不从她的用词里反推她在描绘什么,最后才明白她是想说浴室地面上的污渍,从她有记忆开始,父母就没有打扫过卫生。

比起弄脏衣服挨打,更难熬的是饥饿。小琥珀很不愿意回忆这种感觉,如果我非要追问,她会突然哼起不知名的旋律来逃避。

直到我拿出给她带来的零食,她才会突然变回一个四岁的小女孩,把那些薯片和棒棒糖搂进怀里,然后宣布:“我可以和你说五分钟话。”

她告诉我,父母如果记得付水费账单,她就可以喝水龙头里的水,喝到肚子撑成一个球。

“水喝太多会让人感到恶心,”她郑重其事地说,“这是我发现的一个身体的秘密。”

“然后呢?”我忍着眼眶泛起来的一阵酸,尽量平静地问。

“但是不能吐,你下回如果很饿,要记得我说的话,不能吐,不然很快就会更饿。”

最后一次和琥珀会面,我握住她细瘦的胳膊,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你希望离开自己的父母吗?”

良久,她点点头。

我第一次在职业生涯里给出了绝对肯定句,尽管这不知道违反了多少个社工条例。

“接下来,就交给我们。”

我们机构最大的会议室被征用了,警局,律师,医生和社工,第一次和平地聚在一起。

我们不止要让强奸犯入狱,还要让那对不称职的父母再也不能接触到琥珀。

警方要立即逮捕米勒,从他手上拿到证词和关键证物;医生需要再出具一份详细的验伤报告。

而我除了找之前的邻居要回照片以外,更主要的是去证明小琥珀父母的失职:比如,他们对米勒的事情是否知情,又比如他们的财务状况是否能抚养孩子。

我本以为小琥珀父母和米勒的关系,很容易就可以从警察那里查到。但几天后,乔告诉我,米勒什么也不肯说。

被捕以后,米勒一会说自己有绝症,一会说自己以前上过战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警察局找了大夫给他体检,结果发现他最大的毛病是性无能。

乔用嘲讽的语气说着,我却突然精神一凛,想起自己学过的知识:性无能造成的恋童,通常会很主动地寻找“猎物”。

所以,米勒会不会也是主动找到小琥珀家的?

我问乔:“你有没有查过他的网站浏览记录?”

打开米勒的脸书账号,我果然看见了熟悉的标题:“招聘模特”。

这句话在本地有约定俗成的深层次含义,就是招妓,但他显然不满足于此,在帖子的最后加了一句:“童星栽培,丰厚收入”。

这八个字是我的噩梦。

招妓在澳洲是合法的,但没有一个未成年人会“自愿”去做妓女,她们多半还什么都不明白,就成了两方交易的货物。

甚至直到被侵犯,未成年人也缺乏主动报案的能力,施害方有太多办法把一个孩子隔绝在法律之外,包括米勒对琥珀说的“我这样做是关心你”。

他们会剥夺孩子喊痛的权力和能力。

我接手过一个案子,是一个老师借由自己的身份,将学生卖给网络上的买家,致使其被强奸。

那一次,全机构专门用了一整天什么都没做,浏览了几万条脸书帖子,就为了统计每个可能指向儿童性交易的暗号,以及出现的频率。

那时候我就看过很多“童星栽培”,有些陷阱已经扣住了孩子的脚踝,有些还只是前兆。

毫无疑问,小琥珀是最新的一个受害者。

重回小琥珀家的街区,我又一次敲开了邻居家的大门。

我兴奋地向他们讲述目前的进展,小琥珀父母涉嫌利用女儿提供色情服务,他们很快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男主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直到再度问起照片,并希望他们能够出具一份有效力的正式证言时,男主人突然矢口否认自己看到过米勒,并拿出手机向我展示,相册里已经空空如也。

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我打懵了,我盯着他问:为什么?

他起身走向厨房,留给我一个背影,这是下了逐客令的意思。

我拎起包要走,女主人追出来,说不是我们不想帮你,是实在无能为力,一个人能对那么小的孩子做出那种事,根本没有人性可言,他如果报复我们怎么办?

我努力抬高自己的音量,让在场所有人都能听得到:“只要最终事实成立,匿名材料同样也可以。”

我确信他们听懂了。

离开邻居家后,我很快去联系了当地的教堂。基督教信仰在澳洲很普遍,所有教徒都会去街区的教堂做礼拜,向牧师忏悔。

我向牧师简要地说明了我在做的事情,他当即表示会全力配合。周日的下午,我收到牧师的信息:请确认是否有你要的东西?

我赶过去,看见了一封带签名的手写证词和那张米勒的照片。

拿到照片后,我们还差小琥珀父母的财产状况证明。

我给他们各打了两千澳币:如果他们穷到没有付账户维护费,我的钱会被退回来,这就是他们财务状况不足以抚养孩子最好的证据。

十几分钟后我账户收到提示:对方账户有风险已经被冻结,转账不成功。

他们的账户已经很久没有一分钱进账了,也许,这就是他们出卖女儿的原因。

这对毒鬼夫妻因为吸毒把家都快吸破产了,为了搞钱,他们在网上看到了米勒的招嫖信息,于是就想到把自己的女儿献祭出去。

他们给米勒配了一把钥匙,每次不在家的时候,米勒都会过去。

法院开庭那一天,我第一次见到了米勒。

他有着棕色头发和棕色眼睛,乍一看就和这里大多数中东移民一样。站在被告席上,他的目光一开始有些躲闪,但随着律师发言,他的神情越来越坦然,坦然到我想去把他掐死。

在律师念的被告自述中,米勒自称是小琥珀父母的朋友,受托照顾小琥珀。他甚至承认自己帮这对毒鬼运送过可能是毒品的包裹,并且收了钱,因此才会去照顾他们的女儿。

仿佛他们三人在脸书上“童星栽培”的聊天记录不存在一样。

我们所有人都看过小琥珀的父母回复米勒的帖子,看过他们针对小琥珀的价格讨价还价的每一句话,但取证手段不作数,我方律师目前只能揪着他招妓的帖子提问,他狡辩也是意料之中的。

四个小时后,剥夺小琥珀父母抚养权的官司即将开庭,那是我今天的重头戏。但看不到米勒庭审的结果,我又不放心,只能在暂停期间不停给乔打电话,催他把直接证据带来。

打到第四个,他终于接了,却是告诉我他在海默思家一无所获。

我问乔为什么不去搜查米勒的家,他被我逗笑了:“如果没找到证据,你希望我和我的小队因为私闯民宅进去?”

不确定有没有证据,他作为警察不能冒险。但我没关系,我“只是”个社工,还是个实习生。

再回到庭上的时候,我举手示意。律师小声提示我还不到发言环节,我就把问题写给了她。

律师犹豫了几秒,站起来替我发言:“请求展示被告收藏大量海默思·琥珀的贴身衣物的照片为证据。”

米勒瞳孔倏地缩小,因为过于惊愕而收紧了下巴,他的律师见状提出反对。

我的这条计诈着他了。

我立刻站起来,用平生最快的语速怼他:“你是因为性无能,所以能且只能对孩子下手吗?”

当然,我被请出了法庭。

我正好给乔报信,很快,他们借口烟雾报警器三个月无人维护,打开了米勒家的门。

在米勒床下的行李箱里,他们找到了几条幼儿内裤,小小的袜子与裙子。一张小琥珀的同款床单被压在米勒枕头下,图案是动画片鲨鱼宝宝,已经板结发硬,我不敢想象在上面发生过什么。

即使隔着物证袋,我也能闻见空气里若有似无的腥臭气息。

此外,还搜出了很多相框,我看了一眼就不忍心再看,那些混乱的照片里,有一张露出了琥珀紧闭双眼的小脸。

下午四点,我把最后一口午饭塞进嘴里,去往二号法庭。

事实陈述很简单,一对夫妻利用女儿向至少一人提供色情服务,没有正当经济来源,对女儿进行忽视、虐待等暴力行为,应当剥夺抚养权。

眼看法槌要落下,小琥珀的父亲忽然泪洒庭审现场,说自己一直很爱女儿,从没做过这样的行为,一直无声无息的小琥珀母亲突然抬起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我第一次听见她的声音,语气介于恳求和要求之间:“够了,停止这一切吧。”

我不管不顾站起身,把一叠材料丢到地上:“你是亲生母亲吗?亲生母亲会看着自己四岁的女儿被侵犯?会为了一口冰毒把她卖给陌生人当雏妓?你和丈夫把她关进浴室的时候,知道她在想什么吗?”

我很不体面地被请出了法庭,没能听到宣判。但小琥珀父亲出来之后的行为说明了一切——他歇斯底里地咒骂我是恶魔,把女儿从他身边夺走,最后还挥舞着拳头要冲上来打我,被法警死死架住。

我盯着他的眼睛慢条斯理地说:“这不能改变被剥夺抚养权的事实了,你再也不能拿世界上唯一一个全心信任你的人当摇钱树了。”

他气得额头青筋暴起,我冲他挥挥手,离开了现场。

几乎是同时,乔发来信息,问我要不要猜猜米勒被判了多少年?

我查过大陪审团条例,强奸幼女是重罪,即使在废除死刑的澳大利亚,愤怒的陪审团也会想出让人生不如死的刑期,我见过的最高一次是七百多年。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得意:“加起来年,除非他能活岁,否则就等着死在监狱吧。”

所有的事情都结束,我突然很想和小琥珀说说话。

医院接出来的时候,儿科正在放早操铃。宝宝鲨鱼的旋律响彻走廊,她跟着我走进电梯,我想了想,抬手捂住了她的耳朵。

她两只手冰凉,但很坚定地握住了我的手指:“我不怕。”

我蹲下来和她视线平齐:“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有些时候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它会一次性地给你所有的困难,来置换未来的坦途,你长大会在学校里学到”收支平衡“的定义,到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话。

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从我手里接过她,她冲我远远挥手。我看得出她的口型:再见,谢谢你。

下一个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给福利机构打了电话,问小琥珀的近况。很快,她的脚步声啪嗒啪嗒地从电话那端出现,即使看不见她的脸,也听得出比一年前要活泼很多,有了孩子的状态。

这一年,澳洲设立了一个公开登记处,任何一个地区的居民都可以看到本区恋童癖者的名字,他们使用过的别名、他们的照片和被捕的罪行。

同时彻底清洗了一遍本地脸书、推特和line的账号,我们整理过的“暗号”在封禁账号和快速屏蔽删除帖子中派上了用场。

我打电话向乔庆贺,他一封理所应当的样子:“澳大利亚不会容忍个人捕食最脆弱的社区成员,他们都会下地狱的。“

我把琥珀的档案从库里拽出来,终于打上了结案。

听完侯小圣与小琥珀的故事,我想起了台湾女孩林奕含。

在被诱奸多年后,林奕含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房思琪在十三岁到十八岁,被李老师强奸,但当她说出来的时候,无论是父母,还是朋友,都没人相信她。

最后,房思琪疯了。而小说出版后不久,林奕含自杀了。

其实这并非个案,新闻里比比皆是,大人们一开始总不相信,或者不重视未成年人正在遭受的伤害。

侯小圣告诉我,这就是司法社工的价值所在,因为他们是专门帮助弱势群体的,所以会格外注意对方的一言一行。

就像小琥珀这次,她原本只是去了一个家暴现场,但因为注意到了警察没有发现到的异样,从而打捞起了这起隐秘的案件。

“强”与“弱”永远在变,一个文明想要比这些变化走得更远,就必须看到、听懂那些弱势群体,这不只是某些人的好心,更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编辑:卡西尼马修

插图:娃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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