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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为了今天的故事更新，昨天特别提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新作者，他不仅电影《英雄儿女》的原型之一，也是战争故事年龄最大的作者。

他就是今年已经93岁的老兵蒋庆全（也作“泉”），他在朝鲜战场上喊出“向我开炮”后，重伤落入美军手中，不幸成了战俘。

战俘的身份让他一辈子不敢抬头做人，“隐居”在偏僻的农村老家受尽屈辱，直到八十年代末组织才撤销对他的党内处分。

为了记录下这段真实的历史，他开始查字典学写回忆录，写写烧烧，烧烧写写，练废几麻袋的稿纸。

花了三十年打磨出来的回忆录，不仅详细记录了战俘营里罕见的真实细节，也记录了战俘营外的冷暖人生。

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是他喊完“向我开炮”后发生的事，昏迷中有两个鬼正在拽着他往阴曹地府里走。

年4月28日清晨，我在阵地上迷迷糊糊醒来。

只感到背后一阵剧烈的疼痛，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往回缩了缩，没有缩动，嘴里哼了一声。

忽听在我的左右有人叽哩哇啦地在笑，这笑声是狼嚎，是鬼叫，听着扎耳朵，太瘆人了。

听到这瘆人的笑声，我使劲把左眼撑起一道缝，迷迷糊糊中看到了一个白花花的长着黄毛蓝眼睛的大鬼，还有一个个头不高，黑不出溜的小鬼。

他俩龇着牙各拎着我一条腿在地上拽呢，笑是他们发出的，我的后背疼呀，原来是俩个鬼家伙拽着我在地上蹭的。

这难道就是老祖宗说的黑白无常？照这架势，我果然是死了。

嗨!我后背有伤你怎么还在地上连拽带蹭呢！这不懂事儿的鬼。

但转念一想，人死了怎么还能感觉到疼呢？

难道我还活着?那拽我腿的不是鬼，是美国佬敌人，难道我被俘了?

哎呀，这可咋办?奶奶的，大不了鱼死网破，老子和他们拼了。

我下意识地撅达几下自己的身子，想站起来，但撅达几次也未撅达起来，连头都抬不起来。

想拼命我拼不了，这可怎么着?我的老天呀。

脑子稍一冷静，那股羞耻和愧疚就会没完没了地朝心头上涌。我怎么能没死，怎么还活着，做了敌人的俘虏，叫我怎么办，怎么见人呀。

想到此，我的脑袋嗡得一闪，啥也不知道了。

朦朦胧胧，一阵左右摇晃和上下颠簸，我又从噩梦中惊醒，接踵而来的是压抑，带着羞愧，涌上心头，忘掉了没醒前的梦。

我想伸出左手把眼皮扒开看个究竟，但手怎么也抬不起来。

眼泪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个劲地往外涌，泪水冲湿了我的眼球，冲淡了我眼皮周围和面颊的污泥，也冲掉了我生的欲望。

美国人的毒瓦斯劲大得很，我的眼睛快被熏成了半瞎，整张脸几乎失去了知觉。

没想到，止不住的眼泪竟让我麻木的脸变得有些松弛，虽然眼皮和眼珠子被泪水冲刷得好一阵火辣辣地疼。

但我一使劲，一睁一闭，终于把眼皮撑开了一道缝，借着这道缝，我看到了，啊，原来我在一辆卡车上。

我的担架紧靠卡车的后厢板，斜着眼往里一看，我发现车上全是尸体，被行驶的冲力颠得上下忽闪，再往里我就啥也看不到了。

我还听到有人咳嗽，呀，这上还有其他的活人?我们怎么一同在拉死人的车上呢?

车厢的上一层摆放着一拉溜的担架，担架上摆放的是敌人的死尸，这些我都没在意，我正在那儿趴着，突然有液体顺着我的腮帮子，擦着担架滴落在车厢地板上。

我瞅了一眼，原来是一小堆血，滴落在车厢地板上凝固了。

忽悠忽悠的鲜血发着亮晶晶的光，还在不紧不慢地滴着。我本能地想将身子往旁边儿挪动挪动，但是身不由己，完全动不了，又想把头往边儿上歪歪，同样没有办法，只好挺着了。

我的鼻子已经辨不出周围这一车的死人和断肢残腿的味了，恨只恨他们死了还要欺负我，血是从上面滴落下来的，看来上面滴血的鬼子死得不久，他的血还没淌尽。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

4月28日下午，太阳将要偏西，我又从死亡中苏醒过来，在车上的一顿猛烈颠簸后，我一度气若游丝，呼吸十分困难。

我想翻下身，咕囔几下，却连动的力气都拿不出来，更别提大口吸气了，只有原地趴着，忍着，呼哧带喘地，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身子动不了，脑子却停不下来。满肚子的疑问冒个不停。老天为什么让我活过来了?我上辈子是造的什么孽?

如果我能在这车上被颠死就好了，我还能回去吗?正当我在胡思乱想之时，从后背忽地传来一阵剧痛。

我强撑开眼睛往斜上方一瞧，原来是在我上面的死尸堆上耷拉下来一只死人的大手，在汽车的颠簸下，丁零当啷地在我的后背乱划拉，碰到了我的伤口，才如此疼痛。

嘿，真怪，难道这是天意，是我的战友牺牲了，在招呼我，叫我和他们一块去吗?我心想，好，我一定跟你们去，战友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可我再仔细瞅瞅，这不是中国人的手啊。

正在我疼得就差滋儿哇乱叫的时候，咔嚓一声，汽车刹住了，车停了。

乌泱泱地过来一群美国大兵，将车团团围住，把车里面的还活着的志愿军战俘轰赶下车，我看到他们从死尸堆上猫着腰，钻了出来，下了车蹲成一排。

随后，敌人看我还有气，就把我弄到担架上抬下车来，然后嗡的一声，拉着满车的尸体一溜烟扬长而去。

载死尸的汽车开走了之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敌人，嘴里叽里呱啦地吆喝周围没负伤的俘虏们，有人将我的担架抬进一座特大的军用帐篷里。

我一进去，就看到大帐篷里灯火通明的，直刺眼。

在这之前，我天天猫在暗无天日的阵地坑道里，用来照亮的只有几盏光线昏暗又呛人的豆油灯。这么亮的光上次见到，还是战场上的曳光弹发出来的，耀眼又恐怖。

这帐篷里的光虽然也明晃晃的，却透着融融的暖意。里面的美国人出出进进，来来往往，我不知道他们在忙啥，也不知道我被弄到的这是什么地方，要干什么。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模糊看到在帐篷的右面蹲着好多人，黑压压的，那些人都灰头土脸的，脸上身上都有血，不用问，那一定是我方被俘人员，足有二三十个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我所在的北山没剩这么多人。

我是第67师团2营营部的步话机员，负责联络通讯任务。年4月26日，战斗打响后，我跟5连去驻守朝鲜石岘洞北山的阵地。

坚守三天两夜后，多人的加强连只剩下20多个伤兵，眼看敌人已逼近碉堡的阵地前沿，大家知道，这是最后关头了。

为了避免落入敌手，年4月28日晨，天将蒙蒙亮还没亮，我不得不拿起话筒——“请求炮兵向我碉堡顶上开炮，向我硼堡顶上快开炮啊！”

在敌人的炮弹和毒瓦斯下，我竟慢慢睡着了。迷迷糊糊时还梦见被两只小鬼索命的梦。

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个美梦了。

帐蓬的左面有好几张办公桌，桌旁无人，我不知做什么用的。帐篷的正中间一条1.5米左右宽的人行便道，咣当，我的担架被撂到便道的右面。

不一会我就听到有人喊，说是人喊不如说是在嚎：

“共军战俘你们听着，一会联军方面要对你们逐个登记，希望你们放明白点，联军问什么你们要如实回答，不然你们就瞧好吧。”

喊话的是台湾国民党的特务，他们来动员志愿军战俘舍弃大陆，前往台湾。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可怎么办呀，这哪是登记呀，这不是明明白白要审判我们吗?

知道我也没办法，看这架势，吓得我的心噗噗直跳。

这不算，我看到在帐篷里，还有一些黄皮肤的人，此时我也分不清是南朝鲜人还是中国人，他们混在美国人中间。

这些家伙手里掐着把来粗的大棒，两眼贼溜溜地盯着战俘，像狗一样曲曲鼻子到处闻味，嘴里还骂骂咧咧。

一座军用大帐篷，此刻搅得如同是一座阎王殿。

时间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敌人果然开始对我们登记了。

与其说是登记，不如说是变相审讯和甄别。审讯的顺序，先从没有负伤的开始，其次是身上有轻伤的，最后是像我这样不能走的重伤员。

美方审讯人员有两三个美国人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另外还有位挎着枪的美国大兵。审讯前，先叫那挎枪的大兵从帐篷右面把要审的战俘逐个押到办公桌前。

其他的敌人则坐在办公桌横头，把战俘们围了个圈。美国人先讲一段话，然后由台湾特务翻译。

我还看到他们在给被审的战俘发糖块，可真诱人。

因为我的担架离审讯桌很近，再加上特务让战俘回话大点声，审讯的内容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越听越寒心，越听越羞愤。

寒心的是面对敌人问话，少有人反抗，敌人问什么，他们就老老实实答什么。

羞愤的是不管我再怎样跟敌人抗争，也始终洗不掉战俘的身份带来的屈辱印记。

最后敌人问，一旦和平了，不打仗了，你们到哪去？大多人都表示愿意服从安排到台湾去。

我们今天清晨还在跟敌人浴血奋战，宁死不屈，更何况大家还曾一起发过誓。为什么刚过三、四个钟头他们就彻底变味了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愤怒之下只觉心里空空荡荡。正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美国大兵挎着枪押着一个人，从我的担架旁走过。当我和他押解的人眼光对在一起时，我的心打个了寒颤，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呀，怎么是他?他怎么也被俘了?他在哪个单位？他是在哪被俘的？什么时候被俘的?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袋里反复回荡。

我们的目光迅速地从彼此身上错开，他走到我左面的办公桌旁受审。我彻底傻了，大脑一片空白，只留了对儿耳朵还在监听他的受审经过。

我听到那人把他的姓名、年龄、籍贯、我军番号，武器弹药何时入朝……都如实向敌人供出，最后他表态，不回大陆，决定去台湾。

他说得斩钉截铁，我真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离他被审讯的地方只有1.5米左石，对他的供词我听得清楚。但我还有没听全的部分，例如他交代的我军首长的姓名。

不过他的供词也有使我欣慰的地方，他说这些被俘人员当中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干部，特别没供出我来。

虽然我对他心存感激，但从他口中说出“去台湾”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脑子还

是嗡了一声，犹如晴天霹雳。

我的领路人竟然成了叛徒！

他是23军67师司令部通讯科步行机排1班的副班长，名叫黄衍进，25岁。我曾是1班二组的战士，他是我的副班长。

年8月入朝时，步行机排解散后，全排40多位战士被分配到各个团里，从那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今天的相遇也纯属偶然。

我的副班长呀，你难道忘了，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当初是怎么教导我的了吗？你可是一名共产党员呀，难道不清楚“去台湾”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吗?

是背叛啊。

想着想着我不敢往下想了，只好闭上眼睛。这是我被俘以后唯一认识的人，也算是故知吧。

时间不允许我多想，敌人的审讯很快就轮到我了。

若说不忐忑那是假的，我轻轻睁开眼睛，看到过来几个美国人。

两个拿着笔记本，一个手里端着长枪，另一个是黄皮肤的人，不用问一定是台湾特务。

他们一起来到我负伤趴着的担架前，那个台湾特务也掏出个笔记本，左手还拎着个马扎。

他把马扎放在我的头边坐下，其余的美国人有的蹲着，有的站着。因为我不能动只能趴着，他们就到我的面前问话。

一个美国人先说话了，说的话叽里咕噜，我听不懂，他是对另一个美国人说的。

接下来，我看到另一个美国人递给翻译一个包，那翻译接过来，递到我眼前说：“呶，给你糖”。

他连说了好几句，我把眼睛闭上没吱声。翻译看我不要糖，也没说什么，把糖往回一递，还给了那个美国人。

他们问得很细，恨不得把我祖宗十八代全问个遍，姓名，年纪，籍贯，入伍时间，部队番号，首长名字，职务，武器，吃什么，喝什么，食物和饮水的来源……

我身受重伤，根本没想着自己还能熬过去，所以，敌人问我什么，我都胡说一气，能编的就编，编不了就打马虎眼或者干脆不吱声。

心想爱咋咋地，杀了我更好，就算他们不杀我，我瘫在床上慢慢熬死，也不比立马死了好多少。

翻译看我“乱弹琴”，不配合，威胁我说，联军崩了我，就当碾死个臭虫。

说着用手里的笔挑挑我的头发，在旁边蹲着的美国人仔细地看了看我的手，他们又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我一句没听懂。

翻译又问我了同样的问题：“今后仗不打了，和平谈判签字，联军要把你们这些战俘自由移送到别的地方，你到哪去？”

我说要回家。

特务冷笑一声：“你不怕回去以后共产党剐了你？”

正在我回答“杀了我我也坚决要回家”，谁知“家”字还没落声时，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蹦出三个人来，照着我的担架就是两脚，踢得我在担架上身子直晃。

那三个家伙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你小子，想回家，我叫你回家，信不信我弄死你。”这家伙边说边伸出脚要踢我的后腰，幸好旁边的美国人把他拦住，我才幸免此劫。

说到这，对我的审讯就结束了，后来我才知道踢我的是要去台湾的战俘。

审讯闹腾了一宿，次日天亮才结束。

天明，敌人又把我们押上了火车。

装战俘的车厢是个大闷罐，等我的担架被抬上车时，车厢左右两侧都已经站满了人，我的担架被两个美国大兵给横摞在车厢的门口，堵住了车门。

紧挨着我的还有三、四副担架，上面躺着的全都是我方被俘的重伤员，哪来的我也不知道。

但让我最羡慕的是摆在他们担架上的红红绿绿的糖果，我没有，馋得我直咽唾沫，因为我有生之年从没见过这样的糖。

在闷罐车门没有被关上之前，我又往左侧看，只见车厢里挤满战俘，他们都站着，车厢左右各排成几排，个个双手举过头顶，前排的脸差不多贴在了车厢板上，后排的把脸贴在了前排的后背上。

我心想，这倒好，他们谁也动不了跌不倒，嘿，敌人的这招还真绝，亏他们想得出来。每个举过头顶的手上，都举着两串像棋子大小，五颜六色的糖果。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

本来人站在车厢里就晃动，他们手里的糖也就随着抖动起来，让人乍一看像是一群人拿着彩旗去迎接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可哪曾想，他们是一群灰头土脸，褴褛不堪的战败俘虏。

火车徐徐开动，闷罐车车门左右各站着一个持枪的美国大兵，左面的大兵一头卷发，咧着双大厚嘴唇，呲着一口白牙，活像个怪物。

右面的黄毛金眼睛，嘴不停吧嗒着，好像在嚼口香糖。

火车渐渐平稳，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人家美国人对咱们照顾的够好的了，不打不骂，给吃给喝，又给点心又给发糖，还给我们指出今后的出路，出路是自由的。这还有啥说的，我们有啥理由不和人家合作呢？过去你知道面包啥滋味吗，共产党给你面包吃吗？”

重伤也没能压制住我火爆的脾气，“我日你奶奶，卑鄙无耻，难到你不是中国人生养的！”我用尽全身力气张口大骂，身子在担架上撅达了好几下。

突然有一只大脚在我的担架头上轻轻地踹了两脚，我下意识地向踹我的人看去，只见他不住地冲我眨眼。我当时明白了，他是为了掩护我，怕我的话被敌人听到，不叫我往下说，我只能把一腔怒火压了下去。

身旁的两个美国兵看到我在那发癫，可他们听不懂我说什么，只是用手里的枪朝我的脑袋比划比划，嘴里叽里咕噜些我听不明白的话，我用手拍拍胸口，意思是你往这打。

美国兵没有开枪，其他人也没说话。可是做了战俘，那种耻辱感压在心头实在难受，但是木已成舟，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再怎么愤怒也无济于事。

不知过了多久，咣当当一声巨响，把我从昏睡中惊醒，猛一睁眼发现火车停了。敌人要干什么？我睁开眼，只盼能快点伤重不治，反正这样的身子也拖不了多久，生死有命，早点解脱最好。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突然来了三、四个美国大兵，他们不由分说，迅速把我的担架抬下来，嘭的一声甩在一辆吉普车上，汽车发出一声尖叫，嘀嘀嘀，一溜烟儿驶出了车站。

不到两天，我已经被换了好几个地方，我不知道迎接我的下一个地方会是哪里。或者是暗无天日的地牢，或者是血腥难捱的行刑间，又或者我根本熬不到下一个地方。

迷迷糊糊中，似乎没过多久，车又停了，两个美国大兵将我从车上弄下来，抬进了一个屋子。

我不由自主地提起鼻子一闻，一股来苏水的味道。医院，医院来做什么？难道要用我的身子来搞什么细菌实验不成？

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敌人七手八脚地把我的身子从担架上翻下来，摆在一个单人床上，不由分说地就来扒我的衣服。

我一看敌人的架势，心想，这下完了，如果真的要拿我做什么实验，那真是生不如死，死都死不痛快，我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死前要遭这样的罪。

我拼命地挣扎，忽然感到身上传来一阵凉意，我一瞧，原来是那群人在用纱布醮着什么药水在我的身上擦拭，把我从头到脚擦了个遍，那药水边擦还边冒泡。

接下来，他们给我冲洗了眼睛，最后处理了我的伤口，我的头脚，后背，后臂都被缠上了绷带。

嗷的一声，我一惊，一看，原来是那主刀的美国大夫叫我看一样东西，大夫边说边把钳子上的东西吧嗒一声落入盘中，我一看，竟是一块黄豆粒大小的炮弹皮。

怪不得只要一不小心碰到后臂，我就火烧似的疼个不停，原来是块炮弹皮在作怪。嘿，他妈的，你怎么没进去呀！

到了此时，我才意识到这个美国大夫不是要拿我做什么实验，而是来给我治伤的。

虽然我们和美国人在战场上势不两立，但我确实感谢这个美国大夫，他减轻了我不少的痛苦。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

手术之后，敌人给我换上了白底蓝条条的衣服，被二三个护士抬上了二楼，把我摞在一个靠北面的空床上，他们就下楼走了。

我缓了缓神，看看我的病床左右，直勾勾地躺着两个重伤员，估计也是我方被俘的伤病号。

接下来，我又观察了一下病室的轮廊，这栋楼是个大筒子楼，约莫东西长10多米，南北宽6、7米。楼内一溜摆着五趟病床，差不多住满了人，除了我们，不是南朝鲜伤兵，就是北朝鲜人民军的伤兵。

最南面的也是伤兵，他们把整个中间和南面的床给住满了，大约有30多人，他们有的在病床上躺着，有的胳膊上挎着绷带，在床上坐着，伤势不同，啥样的都有。

有所不同的是南面的病床紧挨着窗户，光线明亮，坐在床上还能看到风景。中间和北面的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楼梯边上没有扶手，上下楼的美国人和朝鲜人都是连蹦带跳进进出出，乍一看好像成了精的黄鼠狼在窜来窜去。大部分时间整个屋子都鸦雀无声，非常安静。

我看完二楼的轮廊，缓过神来，看看我身边的两位伤号，只能看到他俩的脸，我不由吓了一跳，呀，他们仰面向上，黄嘴唇泛着青色，躺在床上不哼不喊，一动不动，要不是盖在他们身上的白布单一起一伏，俨然就是两个死人。

特别是我左边的那位，在他的肚子中部伸出了一根胶皮管子，另一端弯弯曲曲插到一个像罐头瓶子似的容器里，瓶子里是流出来的浅黄色的液体，我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他们身上盖着白床单，我并不晓得他们哪里有伤，也瞧不出他们有什么生气，但我能肯定的是，他们的伤一定都很重。

想想他们也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最后让敌人像捡蛋似的捡了来，如今孤医院里，真是悔不该还活着，来遭此洋罪。

事到如今，死死不了，活活不起，咱们可怎么办哪？

我真不知道碰到那好心美国大夫是老天眷顾，还是为了要让我们活着经受更多的磨难。

有一天，美国大夫又来到我右面的战友床前，揭开病人肚子上的敷料，立马就有一股异味扑面而来，是腥非腥，是臭非臭。

我看到病友的肚子噗嗤噗嗤还在往外喷呢，黄黄的分泌物，可能是粪便。在场的人有的歪过头，有的捂鼻子。

可那位大夫一声不吭地拿着镊子，钳着纱布一遍一遍地给伤号擦拭，直到不喷了为止。

他不嫌脏不嫌臭，这难道就是他们说的人道主义，还是只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在救一个志愿军战士，和美国人在战场上刺刀见红的敌人。

这样的场面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是否是他故意做给我们看的，这也许是他们阴谋的一部分。

反正不管怎样，我都要谢谢他对我们的尽心照顾，他是美国人中的好人，我祝他平平安安回国，好人一生平安。

这些天来，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总觉得新的一天还没有过去，沉浸在情绪的苦涩之中。一想到以后的命运安排，想想自己就觉得可笑。

生死都没有定局，还想什么以后的安排呢！

有日早饭后，一缕阳光照进了二楼病室，阳光虽然照不到我的床头，我也感到有丝丝的暖意。长出了一口气，感到从没有过的舒服。

突然我觉得全身上下一阵瘙痒，用右手伸进被窝里，往肚子上一摸，搓了搓，发现有什么东西落在掌心里。

拿出手来一看，圆圆的一团，我掀开被子细看，身上的皮肤都裂开来，一碰就掉。我是在脱皮。

听老人讲，有人遇到什么危难祸事，大难不死就得脱层皮，我听了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事现在被我碰上了。

看来我这一趟是难死了。

医院这段时间，有专门的大夫给我治病、打针喂药、端屎端尿。

生活上更是让常人难以想象的优待，睡的是床，夜里有灯，一天两顿西餐，每天都能有鸡大腿、肉罐头，冰糕奶酪，和饮料。

再看看志愿军战士们，为了防止明火暴露目标，大家吃不上一口热饭，从上到下都是一把炒面一把雪。

有时候炒面和冻土豆也没得吃，战士们就去刨马粪，把里面的苞米粒都捡来吃了，很多战士的牙因为长期咬食生冷的硬物，年纪轻轻满口牙都落光了。

被俘后我才见识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是多么的优越，医院里，我吃的都是见都没见过的东西，真让我开了洋荤。

这也让我感到无比的愧疚和揪心。

不管我的国家有多么的贫穷和落后，生活有多么艰苦，我都要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就算死，我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

苦，要一起苦，甜，也要一起甜。

之前在甄别室的时候，翻译曾在我身上一顿乱搜，问我在部队做什么工作。

我说自己就是个随叫随到的大头兵。翻译不信，反驳说我的手上没有茧，也没剃战士头，铁定是在胡扯瞎掰。

我当时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想明白，他们可能是把我当成不扛枪，不背炮，不用剪头的大官了。

但事实上，只是因为我是步话兵，不用天天端枪扔炮，入朝前步行机排下派得着急，我就没来得及剃发。

因为这份特殊，我在敌人那捡了个“大官”的待遇。

敌人找我的几次谈话都不欢而散，但终归没有爆发剧烈的冲突。

翻译看我还是没有低头和松口，就骂我没良心，说我不懂感恩，思想中毒太深，需要给我洗脑。

我第一次听洗脑这个词，以为是什么酷刑，杀死人之后还要洗脑子，切开洗还是注水洗？

无所谓了，这条命是你们捡回来的，还给你们也理所应当。

果然，他们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开出了更加诱惑的条件。

腾腾腾，一阵楼梯声，上来三个人，来到我的床前，分左右站好。

我一看，啊，来了，估计来给我洗脑了。活不成就活不成，被这帮孙子伺候了这么久，死了也值了。

我本来已经做好了视死如归的觉悟，谁知道，敌人还是没动手。

翻译乐呵呵地询问我有没有用过饭，说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我。

狗腿子嘴里能有什么好话，说不定又有什么幺蛾子和陷阱，摆好了等着我跳。

我才不信。

翻译一边指着在场的美国人，一边说联军决定给你三条路：

第一条，送你到日本去学习，毕业后给你安排工作，到那时，你要啥有啥，房子、美钞、老婆，你不是做梦娶媳妇呢吗！

第二条也不错，你可以去台湾，过去的事一概不究，不想当兵可以投亲靠友，风风光光地当英雄。

至于第三条，就是回大陆，他停了一下，“不过那是死路一条，想想你今天的处境，你还能回得去吗？”

说着往桌上放了一厚摞美金。然后接着给我讲他的“好消息”。

除了诱惑，接下来还有威胁和恐吓。

那个年代，在我军内部一直都有一个共识，被俘就等于变节。而那些俘虏和叛徒的家人，更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特务最初那一阵絮絮叨叨并没有扰乱我的心绪，只有在他提到我的亲人时，我的心头才有些颤动。

除了怕国内的亲人因为我遭罪，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台湾的老哥。

他是我的堂兄蒋庆云，在国民党部队任上士班长，我就是他带出来当兵的，如果我去了台湾，老兄一定很欢喜，说什么也会帮我的。

我有些心动。

但那样的犹豫只是一瞬。台湾毕竟不是我的根，也没有我的家。我不能忘了自己和祖宗，不能忘了那些拿命去拼的战友们。

我绝不当该死的叛徒。

想好了这些，我当即向他们表明，我是个死心塌地的兵，哪儿我都不稀罕，就是要回大陆。

敌人的糖衣炮弹彻底失效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们哪里会缺折磨人的招数。

又过了两三天，我在病床上躺着，想用右脚蹬被子，把受伤的左脚移个位，然后睡一觉。可事不由我，正在此时，敌人又来找我了。

这次只来了三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美国人。另外两个是亚洲人，一个手中托着个瓷盘。我没搭理他们。

这一次敌人没有再跟我东扯西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

这次来是为了给我刺字。

他们准备在我的左右两个胳膊上，一个刺“抗俄”，一个刺“反共”。

我听到他说刺“反共抗俄”四个字后，心里一哆嗦。妈的，这一招真绝，他们这是要绝我人生之路啊。

刺上这东西我怎么见人，还不如死了痛快。

如果我真的有命活着回国，这几个字就相当于把“叛徒”两个字刻在我的脸上，我死了都是脏的，要遭千人骂，万人嫌。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

我没有多想，那时天气正热，我的伤也恢复得慢了许多，腿上的伤口还生了蛆。痊愈对我来说简直遥不可及。

干脆豁出去了，我把两个胳膊一亮，“想刺是么，拿斧子去，剁下来，随便刺。要是你们敢硬来，我马上把舌头咬断，死给你看。也叫现场的人瞧瞧你们联军是怎么优待俘虏的！”

说完我把嘴一张，吐出舌头，两眼一闭。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噪声，我睁眼一瞧，原来是左床的战友在愤怒地直哼哼。

这是我到汉城以后头一次听到难友的声音，连南面的伤兵也瞪大眼睛瞧着。

敌人看我摊在床上，伤重又嘴硬，伤口也烂了，怕是嘴再硬也硬不了几天，大概率是活不多长。

看着周围一双双愤怒的眼睛，他们也怕激起周围的伤兵起来反抗闹事，端着盘子灰溜溜地走了。

我逃过了一劫，事后惊出一身冷汗。我在心里默默感谢难友对我的支持。

虽然逃过了刺字，但我知道，只要自己一天没有脱离他们的掌控，这样的甄别和劝服就一天不会结束。

还别说，说来就来了，也不知隔了几天。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哈，好家伙，这次上来的六、七个全是美国人，没跟翻译。

他们直接来到我的床前，有的叽哩哇啦，有的比比划划，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索性就睁大眼睛看着他们表演。

一个黄毛家伙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病友的床沿上，从兜里拿出一本画报，递到我的面前让我看，一边喊叫还一边向画报上煽耳光子，啪啪啪啪，打得响亮。

我看到了画报上的内容。

上面画的是苏联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墙，在墙里探出一个卡通人头像，甩着一脸大胡子，我一看，是斯大林元帅。

只见他从墙里伸出右手，手里提着个用三股绳结成的小筐，小筐里装着机枪大炮，里面还坐着一个人，竟然是敬爱的毛主席。

我一看顿时火冒三丈，大喊一声：“士可杀不可辱！”挣扎着从床上一跃而起，去抢美国人手中的画报。

他们一个个全须全尾，躲闪得倒快，我重重地摔在了楼板上，背后的伤口顿时被震裂了，脚上的伤口也摔出了血。

连气带痛，我一下子摔昏了过去。

这一个多月来，我通过细细的观察琢磨，差不多摸透了敌人的意图。

敌人不是要在我身上问出什么军事秘密，他们似乎己经看出我只是一个小兵，也没什么油水可捞，他们意图主要有两点：

一是要让我丢失了信仰，二是诱骗我去台湾。

医院给伤员发烟的时候了，好家伙，我看见有一个朝鲜人和一个美国人抬着一个大箱子上来，放在楼板上。

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紫不紫黑不黑的烟盒，屋内每个伤兵都给一盒烟。

我看到拿到香烟的朝鲜伤兵都美滋滋的，要不是他们身上有伤，我感觉他们都会高兴地跳起来。

我也是个烟鬼，在阵地上实施灯火管制，烟本就是奢侈品，又不能随便抽。看着眼前一片云雾缭绕，真真是把我馋得够呛，嘴里直咽唾沫。

这时，一个美国人从箱子里拿出一盒烟，朝我比划，好像在说“你馋了，给你一盒要不要。”

去你妈的吧，我一咽唾沫，老子就是馋死了，也不会向你要烟抽！我闭上眼不瞅他。

发烟的美国人走了，我想睡一会儿，突然发现对面的朝鲜伤兵都往门口看，嘿，这些人直勾勾的都瞅啥？

我也随着他们的视线往楼梯口看，原来上来两个漂亮的美国大妞，怪不得朝鲜伤兵都往那看。

那两个美国大妞一头金黄的头发，细细的弯眉，深深的眼窝，头上戴着牛仔帽。胸大腰细屁股圆，蹬着高跟鞋，嘴唇红得像抹了血。

大妞右手掐着腰，左手插在兜里，嘴里不断的吐着泡泡，似舞非舞，似跳非跳，在原地摆弄风骚。

她两眼不时在周围扫。等我和她的目光叠在一起的时候，我浑身打了个冷颤。

真好看啊，我把视线移开，但又有点舍不得，还想再看看。人人都说美国女人像妖怪，其实我今天看到的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很好看嘛。

说实在的，从未接触过女人的我，见到他们扭动的腰身，心突突直跳……

正在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忽见两个大妞一扭身，把伸在裤兜里的手拿了出来，挽了一个花，原来是一扎钞票，向周围人比划。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

金钱，香烟，大餐，美女，美国人确实说到做到，我还没去日本和台湾，这些东西就一件接一件马不停蹄地往跟前送。

从没机会享受物质生活的我，医院里，被他们用糖衣炮弹整整轰炸了一个多月。

但这样的“福气”我享得越久就越愧疚不安，那些死去的战友在天上看着我。我离家六年，还未在双亲膝下尽孝。

我要回去，我要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是要回去的。

看着他们一个个盯着美国大妞直流口水，我只想眼不见心静，蒙住被子窝在床上。还没过几分钟。

咣当，吓得我一睁眼，一套美军的旧军服落在我的床头。

往边上一瞟，又是那个翻译，这次他没有嬉皮笑脸地上来套近乎了，指了指那身衣服让我换上，我没吭声，拿起裤子就往上套。

他见我没脱病号服，骂骂咧咧让我把身上的病号服脱了，没办法，我只好把白蓝条的病号服脱下，再换这套衣服。

我拿起上衣一看，上衣的背后用油漆写着两个英文字母“PW”。这两个字母我认识，但是印在衣服上是啥意思我不明白。

我正想着，一个持枪的美国大兵上来架着我的胳膊，还没来得及跟难友告别，一瘸一拐地下了楼。

他们押着我上了楼下的汽车，嘟的一声，掀起烟尘，不知又去向何方。

“PW”是PrisonerofWar的缩写，意思是——战俘。

医院，蒋庆全大多时候面对的是医生，他们还遵循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

但蒋庆全的下一站，是关押战中朝战俘的集中营，那里有的是让人不寒而栗的钢丝网，和骨瘦如柴的囚犯。

医院，那里要阴森恐怖百倍，蒋庆全一到那里，就哭了。

明天晚上20:15分，我们继续陪蒋老重返战俘集中营，看看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孩子，将会经历怎样的考验。

编辑：赵斯卡罗伯特刘

插画：大五花娃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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